发布日期：2025-03-07 07:54 点击次数：59
《易经》有言：
易者，变之道也。
是说“易经，是讲究世界宇宙自然变化大道的”。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
易经
讲究变通，以变求通，以通谋久，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
其实，观察中国人的治国之道，基本也是沿着这条“变通恒久”的道路走过来的。
在远古时候，大约
“三皇五帝”到西周末年乃至整个东周时期
，崇尚“圣王王道”精神，实行的是“
圣王治国
”；东周末年礼乐崩坏，人心不古，王室衰微，“霸王枭雄”争相“问鼎”，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展开剩余92%，列国纷争，这时崇尚的是“实力政治”，推行的是“
霸雄治国
”；
孔子
看到这种纷乱局面，力图恢复社会宗法礼治秩序，提倡“仁政”学说，先修君子，近齐家室，继而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孔子推行“贤人政治”，主张“
贤人治国
”。
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地方推行郡县制，选用德道士人做官，到中央和地方由皇帝任命为官，协助治理国家，国家开始尊崇有道德追求、有文化修养的“士人”，“
官员治国
”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可见，国家的政治思想和国家治理统治人员的变化，都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这也是遵循和符合易道精神和发展规律的。其实，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这种变化是一直不停地发展和演变着的。比如我国古代“工匠”地位的演绎变化，也自然而然地遵循了这一规律。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政治思维中，一直存在着“
尊士重农抑工轻商
”的思想。我国古代的“工匠”长期以来都是被当作“
奇巧淫技
”之人来看待的，认为工匠们玩的都是取悦于人的“
雕虫小技”
，不堪称为“大雅之人”，从来没有把工匠看做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科技思想的诞生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工匠“奇巧淫技”思想的由来，要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周武王时期。
《尚书·泰誓》记载
周武王声讨商纣王
的一条罪名是：“
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这本来是周武王批评商纣王不关心国家社稷，过度运用技巧去制造雕文刻镂、华而不实之类的奢侈品去取悦苏妲己，玩物丧志、搞奢侈腐化的话，很不幸很可惜的是这句话，后来竟然成了历代统治者抑制工商业发展的借口，并一直延续了数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重“道”轻“术”
，
《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有人认为这是孔子厌恶体力劳动，轻视农民、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是误解了孔子。孔子的弟子“樊迟问稼问圃”，是说樊迟想学习种庄稼和种菜养花一类的知识，孔子说他不如有具体实践经验的老农和菜农花匠，这是实话。纵然孔子智慧被称为“圣人”，也不可能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知识，老师的作用是教给学生做人和做事根本方法，不可能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具体技能都教给学生。至于说“小人哉，樊须也”，是批评樊迟作为知识分子要追求道，而不是术。他认为知识分子首先要明白“大道”，而不是哪些具体的技术细节。
故
儒家典籍《礼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认为“德为上、艺为下”。对于孔子的这种观点，我们也不能苛求孔子，毕竟在孔子那个时代，并不是讲科学种粮种菜的时代，他要求学生重视学习“济世之道”而不是只知“种地干活”，也是想急切地想为国家培养政治济世人才。一个人道德修养高了，取得的成就也会大；如果品德低劣只求技艺高超，取得的成就也会小。这才是孔子“重道轻术”的原因，其中蕴含着孔子孔子教育更高远深邃的思想考量。我们并不能·只是简单地把他看做是孔子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
不可否认，《礼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种把技术技艺看做“小道”而非“大道”的思想观念，对后世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或明或暗地也为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齐国宰相管仲
在其著作《管子》中，把城市居民按照职业不同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提出了“
四民分业定居理论”
：
处士，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不能混居杂处，并且要求各成员职业必须世代相传。
士农工商职业等级地位的划分，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学者和学者组成的“士”成为官员是社会精华，居住在清闲优越靠近官府的地方，
以维护宗族贵族统治秩序，
占有社会最高地位。农业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耕读传家成为美谈，受到道德上的尊崇。匠人兼具力工和匠人角色，被分配居住靠近官办的手工作坊。商人以贸易为主，货主流通，所以只能居住在市井。
管仲这样安排虽然便于士农工商四民就近工作，具有各司其业便利，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地位划分，也由此定了我国古代工匠的地位，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尊士重农抑工轻商”的思想。
工匠社会地位逐渐被肯定发生在南宋。
南宋文人陈耆卿《嘉定赤城志》指出：“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
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
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肯定了工、商对于国家的作用，并把“工商”看做是和“士农”一样地位的“百姓本业”，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项本事，都可以“事父母、育妻子”，成家立业处身于世。
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工”“商”地位被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他说“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明确指出了所谓的“技艺末作"对于“农本”的促进意义。根据《朝野遗记》记载，
宋徽宗时期银工出身的李邦彦居然还做了宰相。
李邦彦认为宰相虽然显贵，但家庭出身银工却为可耻，遭到李邦彦母亲严厉斥责，她说：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这不仅说明了李母的开明，也反映了宋朝时期，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商人通过不断积累财富，在社会上开始获得一定地位并被官家认可。而这在对唐朝时期的李白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李白出身四川商人家庭，虽终生致力于求仕做官，但其“商人子”的身份最终也没有得到官家和社会认可。
明朝也有“商人之子”登进士第的故事
，明人尹直笔记记载：萧子韶是木匠之子，洪武初年登进士第，朱元璋问他家世，萧子韶当场赋了一首诗：严亲曾习鲁班机，常年制下青云梯。腰间带得纯钢斧，要斫蟾宫第一枝。对自己的“工匠家庭身份”丝毫也没有觉得羞耻和隐匿。
明末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甚至还真诚地赞美苏州工匠为“吴中绝技”
，
点名称赞他们：“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赞扬他们“盖技也而进乎道矣。”不仅如此，明中后期的江南匠人还渐渐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和社会名望，著名文人徐渭曾赋诗盛赞：略有风情陈妙当，绝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难以，愁杀苏州陆子刚。这些匠人名字的出现和产品品牌的流传，
表明在明朝，匠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可喜的变化。
为了摆脱清朝以来科技落后挨打受欺负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全民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国家提出
“向科技进军
”口号，
邓小平
首次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把科技放在国家发展的首位，不仅极大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也把科技人员和技术工匠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地位。一大批传统手工业者靠着自己的独门绝技走上了勤劳致富道路，大批技术专家也走进我国官员队伍，成为协助国家治理的“
技术专家
”，我国也由此进入了
“专家治国”
时代。
《墨子》说：“
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
”元代宰相耶律楚材说：“
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治国”对我国科技立国、促进科技大发展，无疑是还是有着巨大的时代进步意义的。
回顾我国古代
“匠人”发展历程
，从
“奇巧淫技”
到孔子
“重道轻术
”、“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再到到管仲“
四民分业定居
”，再到宋明时期对工匠地位认识逐步提高，进而工匠“
进仕做官”
，再到现代
“专家治国”
，表明我国对科学技术重要性认识的逐步加深，也表明了我国工匠身份地位可谓发生了巨大飞跃，这对历史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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